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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琬的度量从哪里来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:2016-1-19

  公元234年,蜀汉面临着一次重大危机。这次危机的原因是丞相诸葛亮在前线军中去世。一面是前线战争并没有结束,魏军雄兵虎视;一面是诸葛亮死后谁来接班。

  本来魏延是久征沙场的大将,兼有谋略,完全可以继承武侯遗志,无需班师回国,但他秉性刚直,不能服人,尤其是杨仪与他素有过节;而杨仪自恃有才且功高,也不会服魏延,用心辅佐,这样势必导致文武不和,国将危矣。最终,诸葛亮在去世前选定远在成都的蒋琬作为接班人。

  那么,诸葛亮为什么选择蒋琬呢?他在三国的读者眼中名气远不如姜维。

  因为蒋琬有度量,能容人。

  作为一国之宰相中枢,首先必须得容人。容人方能服众。抛开姜维资历太浅不说,姜维亦不能容人,故诸葛亮并没有考虑他。

  诸葛亮这一选择没有错,他死后,蜀国震动,但蒋琬既没有悲痛欲绝的样子,也没有高兴的神色,神情举止,和平日一样镇静,这样一来,逐渐平服了大家的心。

  杨仪自认为无论是仕宦资历还是才干都要优于蒋琬,且平定魏延功高盖世,不想如今却位居蒋琬之下,深恨之余,口出怨言,对另一位大臣费祎说:“丞相初亡之时,我要是将全军投降魏国,怎么可能会如此寂寞啊!”后主刘禅听后大怒,命令将杨仪下狱勘问之后斩之。蒋琬赶紧出来求情:“杨仪虽然有罪,但念他日前随丞相多立功劳,不能杀啊,可废为庶人。”狷狭自私的杨仪这才真正明白诸葛亮选择蒋琬的原因。

  那么,蒋琬的度量是怎么养成的呢?

  一是心中有数。

  一次农官杨敏私下说蒋琬“作事愦愦,诚非及前人”。有人将这话汇报给了蒋琬,负责正风执法的官员要治杨敏之罪,蒋琬却平静地说:“我确实不如前人,杨敏哪有什么罪呢。”又感叹道:“普天下人,都知道诸葛丞相神武赫然,威震八方,功盖寰宇,我怎能比得及他?我本无丞相之能,却任丞相之职,身居高位,怎么会事事处置得都得当?处事不当,那自然就是老糊涂啊,他骂得没错。”

  可以说,正是缘于能认清自己,对自己有一个客观评价,蒋琬才能做到责己宽人。

  二是心中有忠。

  蒋琬担任录尚书事(丞相)掌握朝政军政12年,为蜀汉存兴作出了巨大贡献。这期间他和后主刘禅君臣融融,上下相得。蒋琬统揽国事时,刘禅当皇帝已有十二年,没有了诸葛亮那种威望极高的大臣,刘禅早就可以自己做主了。但他对蒋琬、费祎这两位执政大臣仍然十分尊重。二人虽然身在外地,但朝中庆赏刑威,后主都遥先咨断,然后乃行,可见后主对蒋琬等人的信任。这种信任当然源于蒋琬心中有忠。蒋琬出师汉中六年,空费钱粮,师劳无功,引起了各方非议。后主刘禅遣尚书令费祎、中监军姜维等前来查问,蒋琬上疏承认自己无能,又因为生病规划无方。对于这样居大位而谦卑诚实的人,皇帝怎能不放心?也印证了诸葛亮生前的评价:“蒋琬,社稷之器,非百里之才也。其为政以安民为本,不以修饰为先。”

  三是心中有公。

  蒋琬能容人,最根本在于他心中有公。他与费祎和衷共济,培养重用姜维,都是为了蜀国安宁。

  东曹掾杨戏“素性简略”,为人坦诚直爽,与人言谈时,从不随声附和,更不肯信口予以褒贬,即使对上司也不愿曲意逢迎。蒋琬与他谈话,他常常默然不予应答。侍卫单镐向蒋琬进言:“您身为大司马,位崇言尊,连后主也要谦让几分,而府中杨戏官不大,架子却不小,竟然连您讲话也爱理不理。对这种傲慢无礼之官,若不治罪,岂不过于宽容?”

  蒋琬听了,耐心地解释说:“人的思想不同,正如每个人的面目长相不同一样,当面表示顺从,一味奉承,而背后又说反对的话,这才是古人所告诫的。杨戏这个人,我是了解他的,他从不违心地恭维别人。我说的话,也不可能句句在理,他要赞许我吧,不是他的本心;要反对我吧,又怕我难堪。所以他就默默不语了,这正是他的耿直之处。而我正是从中觉察到自己的不足,这有何不好呢?为何要治他的罪呢?”

  蒋琬之雅量如此,不仅在于他能够听进批评,而且在于善解人意,这一切都是站在为公的立场上,不是那种“一事当前,先替自己打算”之辈。

  后来,杨敏因为直言被后主打入牢狱,众人都以为他必死无疑,谁知蒋琬依法秉公处理,使他得免重罪,并说:“敢于直言参政的人,正是我求之不得的!”

  蒋琬宽厚容人的胸怀就来自于这“三有”。对待“三杨”他能够做到“三容”:容人之言,容人之过,容人之异,正是公正无私的体现,一个人处事只有心中有君、心中有公,看人只有看优点看主流,才能做到容人服众。(刘绪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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